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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1. 專題
      譚山山       2020-10-01    第572期

      人人心中都有一個故宮

      故宮當然是600年來最重要的中國文化符號之一,它太宏大、太豐富、太復雜了,因此有了“故宮學”這個提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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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自明永樂十八年(1420)建成至今,600歲的故宮,經歷了歷史的風霜雪雨。它曾是權力的象征,是具有“紀念碑性”的宏大建筑群;見證了帝制的終結后,它從帝王的宮苑變身屬于人民的博物館——1925年10月10日,故宮博物院成立。因此,2020年,故宮迎來了兩個周年紀念:紫禁城建成600周年、故宮博物院建院95周年。

      如果沒有宋徽宗,就沒有今天的故宮鎮館之寶《清明上河圖》。故宮博物院第五任院長鄭欣淼在論述北京、臺北故宮文物藏品的專著《天府永藏》里提及,歷代宮廷都收藏有許多珍貴文物,宋徽宗時尤甚,《宣和書譜》《宣和畫譜》《宣和博古圖錄》就是記錄徽宗宣和年間內府收藏的書、畫、鼎、彝等珍品的目錄。這些收藏,為今天兩岸故宮的文物收藏奠定了基礎。臺灣作家蔣勛甚至將宋徽宗稱為“故宮精神上的第一任院長”。

      如果沒有以蒯福能、蒯祥父子為代表的建造者,就不會有“高敞壯麗”的明代紫禁城。蒯氏父子出身于蘇州“香山幫”,蒯福能永樂三年(1405)以工匠第一人選身份被征召到北京,參與紫禁城這個“大營建”;其子蒯祥則在永樂十五年(1417)應召進京,主持建造了三大殿(見《吳中拾遺·香山蒯氏》)。明代紫禁城什么樣?從“丹宸永固:紫禁城建成六百年”展上展出的《徐顯卿宦跡圖》可見一斑。

      如果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沒有在明代萬歷年間來到中國,西方世界就無從得知中國有座紫禁城。利瑪竇在中國生活近二十年后,終于借進獻自鳴鐘的機會,進入紫禁城。他在札記中記錄,他們進入一間大殿,“看上去足可容納三萬人,是一座壯麗的皇家建筑,大殿的另一端,有一個頂部高拱的房間,有五扇大門,通向皇帝的起居室。皇帝的寶座就在這個高拱著的圓頂的下面”。

      如果沒有乾隆皇帝,今天兩岸故宮的書畫收藏就達不到現在的規模。如果說在宮廷書畫收藏史上宋徽宗堪稱前無古人的第一人,乾隆皇帝就是僅次于宋徽宗的第二人。乾隆時期,內廷收藏的歷代法書名畫曾達數萬件,存世的晉、唐、宋、元名畫幾乎搜羅無遺。歷經乾隆、嘉慶兩朝編撰的《欽定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三編》,收錄作品共計12000余件。今天世界各地的博物館如兩岸故宮、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、波士頓美術館、京都藤井有鄰館的鎮館中國書畫作品,大多是經過乾隆收藏的。

      如果莊士敦沒有擔任溥儀的老師,教溥儀英語、向他灌輸西方文化,溥儀就不會過上西式生活。他在宮里設“番菜房”,吃西餐,著西裝——“穿著最講究的英國料子西服,領帶上插著鉆石別針,袖上是鉆石袖扣,手上是鉆石戒指,手提文明棍,戴著德國蔡司眼鏡,渾身散發著蜜絲佛陀、古龍香水和樟腦精的混合氣味”(溥儀《我的前半生》)。當年,他迷上騎自行車,為了騎車方便,他命人鋸掉了從養心殿到御花園的所有門檻;他還把騎車變成了宮里的時髦活動,有皇后婉容留下的騎車照片為證。

      如果退位后的溥儀和他身邊的人沒有巧立名目、以各種手段將寶物帶出宮外,導致故宮文物大規模流失,海內外就不會形成“流動的故宮”。日本媒體人野島剛在《兩個故宮的離合》一書中講述了一對清代翡翠簪失散近百年后“相遇”的故事:有一支不知何時流落到宮外,幾經輾轉,出現在佳士得2008年的秋拍會上;另一支則由溥儀藏在皮箱夾層里帶出。溥儀被關進撫順戰犯管理所之后,主動將它跟其他467件珍寶一同上交;最終,它由沈陽故宮保管。沈陽故宮副研究員李理感慨,這對簪子何其幸運,在失散近百年后再度相遇;而成千上萬的文物可能就永遠失散了。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,故宮文物的流出,也為外部世界提供了了解中華極致文明的契機。

      如果清代沒有滅亡,就沒有今天的故宮博物院。1914年10月,中國近代第一座國立博物館——古物陳列所在武英殿正式開幕,紫禁城外朝開始對公眾開放,首日即迎來2000余名觀眾。1925年10月10日下午2時,故宮博物院開幕式在神武門前舉行。正如故宮博物院理事會理事長李煜瀛在1929年所說,“以前的故宮是皇家的私有物,但現在是全國的共有物,也是世界的公有物”。

      如果沒有馬衡(故宮博物院第二任院長)、莊尚嚴、吳瀛、那志良、歐陽道達、梁廷煒和梁匡忠父子等故宮人及一大批工人、眷屬的一路扶持,1933年南遷的13427箱又64包故宮精品文物就不會在歷時十多年、輾轉數萬里之后,神奇地沒有一件遺失、沒有一件損毀。故宮人將之歸因于“文物有靈”。“我看過他們在異鄉拍下的照片,生逢亂世,人若飄蓬,但看不出絲毫的倉皇疲憊、悵惘傷感。他們衣履簡陋,表情里卻蘊藏著無限的驕傲。”故宮博物院故宮文化傳播研究所所長祝勇在一次受訪中這樣說道。南遷故宮文物共9361箱曾存放在四川省樂山市安谷鄉,今天,此處建有“故宮文物南遷史料陳列館”,又稱“戰時故宮博物院”。

      如果沒有1935年11月至1936年3月舉行、故宮文物占一半的“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”,歐洲人就沒有機會“認同中國藝術之美”。這是故宮藏品第一次走出國門,向全世界集中展示。當時的歐洲,一說起“東方藝術”,言必稱日本;此次展會之后,日本藝術在歐洲的地位被中國藝術取而代之。

      如果1948年年底國民黨政府沒有將2972箱南京所藏文物分批運往臺灣,“一個故宮”就不會變成一北一南“兩個故宮”。莊尚嚴帶著家人登上中鼎艦時,只說了一句“我們去臺灣”,并沒有交代詳情。對于莊家人來說,15年來一直在搬家,這不過是繼北京、上海、南京、貴州、四川,回到南京之后,去往下一個旅程。但他們沒想到,旅程在臺灣終結。梁廷煒和梁匡忠父子也一樣,梁廷煒去了臺灣,梁匡忠留在南京,從此骨肉訣別。

      如果沒有《御香縹緲錄》《宮女談往錄》等清宮回憶錄,我們會對紫禁城的日常生活缺乏實感。通過這些在宮里生活過的人的講述,讀者得以了解宮里日常生活的種種細節。正如祝勇所說,故宮600年的歷史不僅是政治史,還包含了建筑史、思想史、女性史甚至日常生活史。相較于重大歷史事件,其實日常生活才是歷史的常態。同樣可供佐證的,還有像帝師莊士敦、1900年隨軍進入紫禁城的法國作家皮埃爾·綠蒂這樣的歷史親歷者的記錄。前者的《紫禁城的黃昏》就不必說了,后者的《在北京最后的日子》也值得一看。這部分經由文本講述的故宮,可稱為“口述故宮”。

      如果沒有以電影《末代皇帝》為代表的與紫禁城相關的影視劇,我們就無以建構對紫禁城的視覺想象。尤其是《末代皇帝》中那些講究的場景、畫面和美術,比如小皇帝仿佛被漫天的黃色門簾“吸”進去那一幕,為我們描述了教科書里找不到的歷史圖景——盡管它是虛構的,但符合歷史真實。再比如,電影中寂寞至極的太妃們通過小望遠鏡偷窺溥儀的一幕,很魔幻,但細想又覺得理當如此。這些影視劇共同形成了一個“影像故宮”。而橫店的“明清宮苑”,1∶1復制自紫禁城,是實現“影像故宮”的重要取景地。

      故宮當然是600年來最重要的中國文化符號之一,它太宏大、太豐富、太復雜了,因此有了“故宮學”這個提法。即便身在其中的研究員如祝勇,也不得不感慨:“故宮有墻,但故宮又是沒有邊際的。我們說什么,都是掛一漏萬,我們怎么說,都如瞎子摸象。”

      故宮是什么?它是一個大概念、一個超級大IP,其下又劃分為眾多子概念。

      比如“地理故宮”——位于北京城中央的紫禁城是故宮,位于臺北外雙溪的“故宮博物院”是故宮,位于沈陽的“盛京皇宮”也是故宮。

      北京故宮有180多萬件文物,臺北故宮有近70萬件文物,沈陽故宮有10萬件文物。而圍繞著文物的流轉,又有“南京故宮”“戰時故宮”“流動的故宮”等說法。

      而影像故宮、文學故宮、動漫故宮、游戲故宮、虛擬故宮,等等,則是“故宮”這個超級大IP所衍生的眾多“故宮+”概念。

      正因為故宮的龐雜,每個人眼中的故宮都有所不同。你可以把它理解為一個傳奇、一座迷宮,或者是借用卡爾維諾那個文學的表述——命運交叉的城堡。而一代又一代人對故宮的理解和詮釋,使它具備了當下性:只要人們還在談論它,它就將持續對當下乃至未來產生影響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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